重庆开放大学（重庆工商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熊倩

 

【摘要】文章立足新时代高职院校开展资助育人工作的三重历史使命，系统剖析了当前高职院校开展资助育人工作在政策评估、育人过程、理念落实这三方面面临的困境，然后针对上述困境，提出了系统性消解路径：构建“经济—发展—风险”三维动态适配模型，实现资助标准精准化；构建“经济解困—精神赋能—情感联结”共生系统，突破工具理性主导的资助范式；建立“制度弹性化—执行专业化—认同内生性”协同机制，打通政策传导梗阻。

【关键词】新时代；高职院校；资助育人；精准帮扶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1]。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成长成才。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在此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已形成涵盖奖、助、贷、补、减的立体化资助体系。2023年，我国“共资助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学生4529.63万人次，资助资金1854.38亿元”。特别是《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发布以来，高等院校的奖学金奖励名额（12万）和数额（10000元）均显著提升，“将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由每年6万名增加到12万名，奖励标准由每生每年8000元提高到10000元”，有效缓解了受助学生的经济压力。

然而，资助育人实践仍面临着结构性矛盾，如政策执行存在“瞄准偏差”“表格育人”现象、政策悬浮化等问题，这与《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的“健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不符。这要求高职院校在精准识别经济需求的基础上，着重构建“发展型资助”体系——通过“技能认证基金”提升职业竞争力，借助“成长叙事工作坊”培育健全人格，依托“校企共育平台”强化实践赋能，最终实现从“经济脱贫”向“精神丰盈”的育人范式转型，为制造强国战略输送德技兼修的新时代工匠。

一、新时代高职院校开展资助育人工作的三重历史使命

（一）精准帮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有效途径，而资助育人是确保贫困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的重要手段。精准资助不仅仅是经济支持，更应结合学生的成长需求，提供学业指导、心理关怀和职业规划等全方位帮扶措施。例如，通过建立资助诚信档案、提供就业推荐、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提高受助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真正实现“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确保他们能够凭借知识和技能摆脱贫困，并在未来回馈社会，形成良性循环。

（二）立德树人，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资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价值观引导的重要契机。资助育人工作应在物质支持的基础上，引导受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感恩意识。例如，在资助过程中，可以组织“受助·感恩·回馈”系列活动，让受助学生参与公益服务、志愿支教、社区帮扶等实践，在奉献社会的过程中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同时，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相结合，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使资助工作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

（三）德技并修，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资助育人工作的最终目标是培养新时代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制造强国建设。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资助工作应结合职业教育特点，优化资助方式，如设立专项技能提升基金、提供企业实习补助、开展校企联合培养等，帮助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提升实践能力。此外，还应关注受助学生职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他们参与科技竞赛、创新创业项目等，真正实现“以资助促成长、以资助促成才”。

二、高职院校开展资助育人工作面临的困境

（一）政策评估困境：量化标准与动态适配的矛盾

新时代强调“精准施策”与“动态发展”的核心理念，但在高职院校资助实践中，静态化量化标准与动态化贫困需求间的适配矛盾尤为突出。当前，资助评估体系存在三重割裂。

第一，数据维度割裂：过度依赖户籍证明、家庭年收入等静态刚性指标，忽视农产品价格波动、突发疾病等动态致贫变量。第二，时效性割裂：资助认定采用年度审核周期，难以响应高职生家庭经济的非线性波动。研究指出，高职生家庭经济受小微企业营收、零工就业等因素影响，但现有体系缺乏动态预警机制，导致资助滞后性显著。第三，主体性割裂：量化标准未纳入学生发展性需求，导致资助停留于“生存兜底”。调查显示，高职助学金用于技能培训的比例较低，而大多数的受助学生表示“急需考证费用支持”。这种供需错位暴露出现行标准与“青年观”倡导的“成长赋能”目标间的深层矛盾。矛盾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显性贫困易覆盖，动态贫困难触达”的失衡局面，更深层冲突则在于标准化管理逻辑与职教生源复杂性的张力——根据《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我国“职业学校70%以上学生来自农村”^[2]，其家庭经济的脆弱性、突发性与现行线性评估模型形成结构性排斥，最终导致“青年观”要求的精准动态适配在实践中难以落地。

（二）育人过程困境：精神赋能与情感支持的弱化

在高职院校资助育人实践中，“重经济帮扶、轻精神培育”的倾向导致工具理性膨胀与价值理性萎缩的结构性失衡。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目标脱嵌：生存保障与成长赋能的断裂。当前资助体系聚焦经济解困，大部分高职院校未将心理测评纳入资助流程。单一目标导向使受助学生陷入“物质脱贫”与“精神贫困”的悖论，某些受助学生表述获得资助反而加剧自卑感。第二，载体脱嵌：形式化流程与情感关怀的错位。工具理性主导的考核机制下的教师为完成“资助覆盖率”“资金发放率”等硬指标，往往会简化育人流程。目前，高校资助育人的资助方式主要包括“奖、贷、勤、助、补、免”^[3]，方式虽然多样化，但操作过程中容易演变为形式主义的“表格育人”。第三，主体脱嵌：受助者“客体化”与主体性消解。资助过程中“施—受”关系的单向度建构，削弱了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受助学生普遍未参与过资助政策制定，容易导致资助决定与个人需求错位。如部分受助高职生担忧学历竞争力不足，但现有资助体系仍停留在“经济输血”层面，凸显主体发展权被系统性忽视。深层矛盾在于工业化管理思维与教育本质的冲突，当资助流程被简化为“申请—审核—发放”的技术操作时，育人本质要求的“情感联结”与“价值观塑造”必然会被边缘化。

（三）理念落实困境：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脱节

新时代倡导的“全面发展”理念在高职资助实践中遭遇政策悬浮化困境，表现为顶层制度设计、基层执行能力与价值认同建构的三重断裂。

第一，制度性阻滞：政策传导的层级耗散。教育部要求“资助育人协同推进”，但省级细则仅三分之一左右涉及育人路径。政策在层级传递中产生规范性衰减。第二，执行性梗阻：基层主体的能力赤字。职院校辅导员平均师生比达1：171，且大多数的辅导员缺乏资助育人专项培训。基层执行呈现机械操作化倾向，特别是某些民办高职对学生的评估往往以审核材料为主，以增加效率。经验表明，当基层执行者陷入“数量优先”的绩效逻辑时，必然牺牲政策实质价值。第三，认同性断裂：价值共识的认知偏差。连续三年获助的学生中，部分将资助视为“应得福利”而非“发展资源”，其参与技能竞赛的积极性并未比未受助学生更高。更深层矛盾在于政策叙事与青年话语的疏离，在某些高校开展的“资助育人主题班会”中，部分学生认为内容空洞，与职业发展需求脱节。由此揭示，政策未嵌入青年意义系统时，必引发认同危机。结构性矛盾根源在于科层制管理与教育复杂性的冲突：标准化政策框架难以适配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共育”的实践特性。

三、高职院校开展资助育人工作面临困境的消解

（一）构建“经济—发展—风险”三维动态适配模型，实现资助标准精准化

新时代，立足青年发展的动态性、差异性与主体性特征，要求高职院校资助评估体系突破传统静态化、单一化的制度窠臼，基于系统论与动态贫困理论框架，构建“经济—发展—风险”三维动态适配模型，通过结构性创新，实现政策供给与青年需求的精准耦合。

第一，在经济维度上，重构弹性化基础指标框架，将显性经济指标（家庭收入、固定资产）与隐性经济变量（农产品价格波动率、区域消费差异调节系数）及抗风险能力系数（储蓄率、医疗保障覆盖率）有机结合，通过时序波动监测与空间异质性校准，使评估体系从“时点判定”转向“过程监测”。

第二，在发展维度上，建立成长性需求追踪机制，这既能量化技能证书获取率、顶岗实习评价等硬性发展指标，又能通过心理韧性量表、职业价值观测评捕捉软性发展潜能，使资助逻辑从“经济补偿”升维至“人力资本投资”，实证表明成长性指标权重超过30%时资金发展性投入提升2.6倍。

第三，在风险维度上，依托校企数据平台，整合多源信息流，构建“监测—预警—干预”全链条系统，运用机器学习算法，识别致贫因子关联规律，设置三级风险阈值，触发差异化响应策略，实现从被动救济到主动防控的范式转型。

（二）构建“经济解困—精神赋能—情感联结”共生系统，突破工具理性主导的资助范式

新时代以青年主体性发展为核心，要求高职院校突破工具理性主导的资助范式，构建“经济解困—精神赋能—情感联结”三维共生系统。基于生态与具身认知理论，需从价值重构、载体革新与主体激活三个层面实现育人范式转型。

第一，在价值导向上，建立发展型资助伦理框架，推动资助目标从经济脱贫转向全人发展。传统模式将学生简化为“经济受体”，导致精神培育系统性缺位。新型体系需构建三阶目标：基础层通过精准助学金消除物质匮乏；进阶层设立“技能跃迁基金”支持证书考取、竞赛参与等发展性支出，使技能匹配率得以提升；高阶层融入心理韧性训练与职业伦理课程，培育健全人格。分层设计使资助成为青年认识自我、规划生涯的成长阶梯，实现从“输血帮扶”到“造血赋能”的价值跃迁。

第二，在载体创新上，打造“实体—虚拟”双轨支持网络。在实体层面推行“双导师制”（校企导师协同指导）与“成长伙伴”互助体系，构建职业规划与朋辈情感双纽带；在虚拟层面开发AI情感计算平台，通过语义分析实时预警心理危机，精准提升干预效率，并创建元宇宙职业场景，使职业认知清晰度提高。双轨网络突破时空约束，实现情感关怀的精准触达。

第三，在主体激活上，通过参与式治理机制，重塑青年主体性。设立“受助学生自治委员会”，让更多的资助优化提案源自学生群体；实施“成长叙事计划”，以短视频、数字故事重构身份认同，大幅提升参与者的自我效能感；推行“贡献度积分制”，将社会服务转化为二次资助资格，形成“受助—反哺”的良性循环。这实践回应了“青年观”的核心要义——唯有青年从政策客体转化为治理主体，资助育人方能实现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超越。

（三）构建“制度弹性化—执行专业化—认同内生性”协同机制，打通政策传导梗阻

新时代强调“青年不仅是政策对象，更是治理主体”，这要求高职院校资助育人体系突破科层制管理的单向度逻辑，构建“制度弹性化—执行专业化—认同内生性”协同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调适与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双向互动，实现理念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第一，制度赋权，制度弹性化改革，破解科层制刚性束缚。建立动态授权机制，允许院校结合产业需求灵活调整资助用途；增设“技能贫困“等多元认定维度，覆盖传统标准外的特殊困境群体；设立政策创新实验区，鼓励探索“学分银行”“校企共担”等特色模式，提高制度对职教特性的适配性。

第二，能力赋值，执行专业化赋能，弥合基层能力鸿沟。制定标准化能力图谱，系统提升辅导员的政策解读、心理辅导等核心素养：开发情景模拟沙盘与数字化工具，通过案例推演与智能辅助降低执行偏差：构建”政—校—企”协同培训网络，推动基层执行者从机械操作转向价值传递。

第三，认同赋能，认同内生性建构，激活青年主体治理动能。建立学生议事会等协商平台，将青年诉求直接嵌入政策修订；开展叙事赋能行动，通过影像记录、故事分享等载体重构身份认同；设计“技能反哺”“服务积分”等激励机制，推动受助者从被动接受者转化为主动贡献者。

四、结语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未来的面貌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青年一代”^[4]。青年的命运始终与时代紧密相连，这为新时代高职院校资助育人工作确立了价值坐标。新时代的资助育人工作不仅仅是经济援助的施予，更是一项关乎社会公平、道德塑造和国家战略的系统工程。只有将资助与育人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阻断贫困、塑造品格、培养人才的历史使命，为实现共同富裕和制造强国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孙婉君.从“时代新人”到“新时代好青年”：理论演进与实践创新[J].社会科学家，2025（2）：181.

[2]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0.

[3]张远航，郭码驰.“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资助育人的逻辑建构[J].思想理论教育，2020（7）：107-111.

[4]李芳主.读·讲·行：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实践[M].北京：研究出版社，2022：282.

 

（来源：《新丝路》2025年第19期）